台灣電動床工廠html模版 “一帶一路”的關鍵節點——“中亞”在哪裡？
中亞如今已成為“一帶一路”的關鍵節點，也正在成為中國當代對外知識視野和知識需求所日益關註的重要區域。在這種背景下，當我們似乎將“中亞”當成一個約定俗成的詞匯加以討論的時候，我們或許應該再問一問：中亞這一區域究竟是什麼？它又在哪裡？近代中國人又是怎樣認識這一區域的？可以說，瞭解這些，將是我們得以全面地認識和理解中亞、中國與歐亞整體結構關系的重要前提與基礎，也有助於我們在古代中國的“西域”認知以及當代中國的中亞國際關系認知基礎之上，更好地理解中亞及其在世界的結構性位置。
中亞及其地緣位置
“中亞”（Central Asia）位於世界最大的連片陸地——歐亞大陸的中心位置，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經長期扮演過歐亞大陸東西方文明交往橋梁的重要角色，在近代又轉變為世界列強大博弈的舞臺。正如漢佈裡所指出的，中亞在人類歷史上起瞭兩種獨特的，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於中亞大部分地區的幹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通道（中亞多數大河都註入北冰洋）的緣故，中亞的主要作用是隔開瞭其周圍的中國、印度、伊朗、俄國等文明。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中亞的古代商路，也為中亞周邊的諸文明提供瞭一條細弱的，但又綿綿不絕的聯系渠道。正是依靠這些渠道，中亞周圍諸文明在各自得到一些貴重商品之外，還得到瞭一些關於對方的有限知識。如果不是中亞商路的話，它們就得不到這些，或者至少要困難得多。可以說，中亞的這兩種獨特性在某種程度上構成瞭我們對這一區域認知的基本前提與基礎。
從目前來看，中亞可能仍然是當今世界及其歷史當中相當關鍵，而又最被人所忽視的部分。之所以造成這種忽視，在著名的世界體系論學者貢德·弗蘭克看來，其主要原因在於，歷史絕大部分是由那些有自身目的，尤其是將其勝利合法化的勝利者所書寫的。而中亞在很長一段時期是一些勝利者的傢園，對於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他們要麼記述瞭一些歷史，要麼留下瞭一部分歷史遺跡。隨後，自15世紀以來，中亞民眾在兩方面幾乎都成為失敗者。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輸給瞭別人，而他們所在的中亞故土也不再是世界歷史的中心。此外，這些損失又迅速在彼此之間形成關聯，從而導致瞭這樣的結果：富有吸引力的世界歷史中心開始轉移到外圍、海洋和西方。隨著地理大發現和海上新航路的開辟，歐洲大國力量所控制的海路運輸愈發繁忙，曾給這一地區帶來數千年繁榮局面的駝隊貿易則日漸衰退。到瞭18世紀，中亞進入停滯階段，面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的多重衰退，最終隨著英俄大博弈塵埃落定，被納入俄國-蘇聯的政治版圖當中。
隨著1991年中亞五國的獨立和蘇聯解體，這一區域又開始以新的面貌進入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當中，並在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浪潮中努力尋找自己的新定位，最終形成瞭目前世界格局和地緣政治結構中的中亞現狀。
中亞是什麼？不是什麼？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地理區域總是充滿著某種宿命的色彩，卻往往又會在某些階段扮演轉變者的角色，成為觸動某些重要事件或者進程的關鍵因素。世界范圍內不同的區域分類，背後所體現的是特定時代的獨特認識觀與分類觀。如果說1937年出版的《房龍地理》（VanLoon's Geography）將整個世界劃分為亞洲、美洲、非洲、歐洲和澳大利亞五部分，所反映的是當時美國的地緣政治構想——既謀求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同時又試圖脫離由歐亞非三大陸所組成的“舊世界”體系的話，那麼，20世紀50年代以來自美國開始流行並延續至今的世界七大陸——亞洲、歐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南極洲的分類法，則既代表著二戰之後美國的世界霸權，同時也標志著久已有之的歐式/西式分類模式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在整個世界的進一步拓展。
中亞由於其本身所處的地理方位和歷史環境，在這種世界區域分類的結構之下，逐漸被推到瞭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長期以來，作為歐亞大陸東西段之間的交流通道，中亞由於缺乏自身穩定的政治結構與歷史傳承，往往作為周邊文明歷史的附屬區而存在，該區域自身在周邊諸文明力量之間的互動過程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被消減掉瞭，可以說，中亞一方面始終在吸引著歷史和現實的目光，但另一方面卻吞噬著我們對於這塊地區曾經的既有認識，唯一不變的就是這一區域內部秩序的不斷變動與外部界限的混沌不清。這成為公眾層面中亞認知的基本樣態。電動床
中亞是什麼？從歷史視角來看，中亞可以是中國古代王朝歷史視野下廣闊的西域地帶，可以是近代以前歐亞大陸東西方文明內部交流的中間區域，也可以是近代俄國與英國彼此競爭的內陸亞洲區域，同樣可以是20世紀大多數時間裡的俄國-蘇聯中亞區域，更可以是當代的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更為廣大的區域。從總體來看，它是一種經歷過幾個階段變遷的文化-生態共生區域，是一種與周邊文明與國傢力量具有特定關聯的區域，也是一塊我們在思考自身社會與文明發展過程中無法全然回避的區域。比如說，當我們在思考歷史上的北方民族遷徙問題以及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力量之間的南北互動問題的時候，就必須意識到中亞在這些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外部因素。尤其是在我們思考匈奴與漢朝、突厥與唐朝、準噶爾汗國與清朝的政治軍事博弈方面，我們就無法僅僅在中原的視角和范圍內去思考前面幾者之間的互動問題，而必須將觀察的視角前推到更遠的中亞區域，才能更好地理解這幾組政權結構間的關系邏輯問題。例如，要更好地理解準噶爾汗國在與清朝對峙過程中的相關政治軍事決策問題，就必須探究其與當時俄國以及中亞諸汗國的交往過程，否則就無法從整體上理解整個關系結構問題。
中亞不是什麼？從嚴格意義上說，中亞不是一個地緣政治學意義上的單獨單元，它無法確立起自身的整體性話語與認同，而必須附屬於歐亞大陸周邊的某一力量單元方能展現自身的能量。中亞也不是一個穩定的政治-經濟共同體，它自身在經濟和生態上的脆弱性使其無法在長時間內形成一致性的力量。例如，在中亞的漫長歷史上，我們還找不到一個真正囊括這一區域的並以本地區為政治中心的長期統一的政治共同體，即便是在著名的蒙古世界帝國時代，中亞也並沒有成為蒙古帝國的中心，而隻是整個帝國的一個部分。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英-俄爭奪中亞的時代，中亞在英國殖民政策的定位上也處於某種邊緣位置，其地位無法與當時作為英國南亞戰略支點的英屬印度相比。
當然，隨著歷史的推進，近代的世界政治及其地緣政治變遷為中亞賦予瞭新的角色。正如英國地理學傢麥金德在上世紀初曾指出，歐亞大陸內部區域，因其身處內陸以及海上力量無法滲透之故，將成為世界政治的樞紐地帶。但在他的眼裡，中亞隻有在附屬於俄國（以及之後的蘇聯）的基礎上才能發揮力量。而在蘇聯走向瓦解之後，中亞又面臨著新的抉擇。而在將近一百年之後，美國地緣政治學大師佈熱津斯基在他著名的《大棋局》一書中更是將這塊地區看成是“歐亞大陸的巴爾幹”的一部分，在他看來，這一區域將控制一個必將出現的旨在更直接地連接歐亞大陸東西最富裕最勤勞的兩端的運輸網，而作為一個潛在的經濟目標，其在自然資源等方面的重要性更是無法估量。而建立和加強中亞地區的周邊戰略平衡，也就成為美國在實施歐亞大陸的任何綜合性地緣戰略的一個主要目標。
近代中國人筆下的“中亞”：范疇及其變化
正如中國的對外認知視野發生過巨大變化一樣，中國對於“中亞”及其指涉地區的認識也經歷著復雜的變遷過程，從而在對於“中亞”概念認知方面形成自身的特殊性，即以古代中國在“西域”認知層面的長期傳統以及二戰之後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之後對於“中亞”認知中占據主導的國際關系研究路徑，這兩者在某種程度上構成瞭中國“中亞”認知的兩種連續性；而在這兩者之間，則存在著一種斷裂：即傳統“西域”認知與二戰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之後“中亞”論述之間的斷裂，這涉及傳統的“西域”認知是如何轉變為“中亞”認知的？同時也關系到在這種轉變過程中所凸顯的民族國傢及國傢邊界的日漸明晰化問題，即從一個主要包括中國西部地區在內的“西域”概念向一個基本上將中國西部地區排除在外的“中亞”具體概念的演變及語用問題。
值得註意的是，與同一時期或在稍後時期出現的亞洲其他主要區域概念如“東亞”、“東北亞”、“南亞”、“東南亞”相比，“中亞”概念在中國語境中的出現與使用方面有著更大的波動性與模糊性，這一概念在中國的生成與運用在很長時間內都存在著一定的爭議，至今尚未完全明晰。因此，回到近代中國的語境，觀察當時中國人對於“中亞”范疇的認知圖景，就成為一件相當必要的事情。
19世紀中葉，隨著近代殖民力量的侵入，西方列強既用槍炮與商品改變瞭中國內部的政治與經濟秩序，同時也帶來瞭系統性的西式知識體系，這種知識體系在知識和思想的層面上挑戰著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並形成壓倒性的優勢。在這過程中，中國傳統的對外認知視野和世界秩序逐漸瓦解，新的對外知識視野和區域觀念在曲折變幻中逐漸形成，其中就包含瞭中國對於中亞的認知，尤其是對其概念范疇的新認同。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西域”認知正逐漸被更為清晰化的“中國西北邊疆地區”和“中亞”認知所取代，這也是古代中國相對模糊的對外視野向近代民族國傢結構逐漸成型之後以政治邊界劃分為基礎的認識框架轉變的過程。
當然，這種近代認知轉變的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瞭一個相對緩慢的演變過程。總體而言，在清末，報章和文人筆端所出現的“中亞”，更多地指涉波斯、阿富汗地帶，有時甚至是指以印度為主體、並受其影響的周邊區域。當時，隨著英俄“大博弈”的展開，雙方的勢力范圍逐漸明晰，因此在中國國內也開始有所報道，並在部分報刊文章裡面形成對於近代意義上的“中亞”的初步認知。中國人開始逐步超越傳統“西域”式的對外認知模式，轉而面對更具現實性的中亞政治地緣狀況。
在清末洋務運動的大背景下，早在1879年，位於上海的《萬國公報》就刊發瞭關於俄國在中亞經營並進行地理勘察和地圖繪制的報道，分別題為《各國近事：大俄：論中亞西亞之權力今非昔比》和《各國近事：大俄：查勘中亞細亞輿圖》。在1898年，《時務報》第62期編譯《俄國經營中亞細亞情形》一文，文中稱：“俄國蠶食中部亞細亞，欲以拊英屬印度之背，孜孜匪懈，思遂其雄志，其奏效之績，頗可觀焉。唯中部亞細亞之地，僻處亞洲之中央，故其事不易入人耳目，於是俄國南下之勢，雖駸駸不已，世人知其情形者卻少。”1899年，《知新報》刊載英俄兩國派員勘探中亞地理的情況，題為《亞洲近事：英俄派員測探中亞洲地勢》，其中以“中亞洲”指代這一區域。
1905年，清廷廢科舉，這標志著傳統的知識觀開始在官方層面被廢棄。在次年也就是190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中學教科書·瀛寰全志》中，中亞被放在第二編“亞西亞”之第五部分“亞洲俄羅斯屬地”中加以說明：“亞西亞之西北大地，計七千二百六十萬平方裡，較歐洲為一倍半，近百年來盡入俄羅斯版圖。其國之大，一時無匹，今日歲地廣人稀，將來地利盡辟，人口日多，未可限量也。分三大段，在北者，曰西比利亞；在西北者，曰高嘎西亞，或曰卓支亞；在亞洲中央者，曰西域，或曰中亞西亞。”這段敘述很有意思，後來的“亞細亞”在當時還寫成“亞西亞”，並將俄國所控制的亞洲部分分為三部分，其中的北部就是我們如今所說的西伯利亞，西北地區則是高加索地區或格魯吉亞地域，而位於亞洲中心部位的，則稱為西域，也被稱為中亞。可見，在那個時候，中亞這一區域與我們傳統歷史中所說的“西域”還在混用，並沒有嚴格區分。
1907年，張嘉森所撰《外國之部：外國半年記事：中亞細亞之政況》一文，在題目“中亞細亞之政況”下列舉瞭阿富汗、波斯的相關情況，並指出隨著日俄戰爭俄國的慘敗，俄國在中亞被迫退讓，轉而同意與英國一起協同治理波斯，以防止德國勢力趁虛而入。同樣是在這一年，《外交報》刊載《論阿富汗之關系於中亞細亞問題》一文，認為“阿富汗者，當亞細亞大陸北部及印度之要沖，自古由大陸一面，以進印度者 然自進取之俄國言之，不甚重視阿國，猶可言也，而自防禦之英國言之，則阿於防禦印度之關系，要不能輕視耳。”次年刊發的《論英俄之於中亞細亞》一文則進一步指出，所謂的中亞地區在地理范圍上非常廣，以印度為主，而與之相接壤的或者與其安全息息相關的國傢，以及將來在政治上受印度很大影響的區域，都屬於中亞地區。而在跟印度毗鄰的國傢中，首當其沖的則是奧斯曼帝國的亞洲部分（文中稱為“亞細亞土耳其”），其次則是波斯，再者則是阿富汗。中亞與中國西部領土息息相關，因此對於英俄所爭奪的中亞地區，我們不可輕視。在這一敘述中，中亞的名稱還有多種稱呼，尚不統一，而其范圍主要指以印度為主體、並受其影響的周邊區域。
隨著國內知識界對外視野的擴大，尤其是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後，隨著傳統王朝認同的消解以及民族國傢知識范式的逐步確立，中國國內對於中亞范圍的認知開始從根本上超脫原先的王朝認知，進一步清晰起來，開始形成關於俄屬中亞的一般性共識。
在1911年佩玉所撰《俄國中亞經營策》一文中，作者指出：“俄領中亞細亞之地域，北接西比利亞及歐俄，東連蒙古、新疆，南亙阿富汗及波斯，西鄰戛斯卞海，廣袤約當德國之七倍。至於人口，不過八百萬 俄國獲得中亞細亞之領域，悉為戰爭之結果，系最近八十年間之事。”到瞭1912年，在孫毓修、朱元善所編，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外國地理講義》中，在第二章“亞洲俄羅斯”部分，敘述瞭中亞（中亞細亞）的情況：“中亞細亞，亦稱土耳其斯坦，介於西伯利亞、波斯高原之間，東鄰中國，西濱裡海，面積凡一千二百餘萬方裡”。在這個敘述中，就已經把傳統的西域與中亞區分瞭開來，而專門指稱俄國中亞區域，這種敘述影響將中亞與俄國控制區域內在地聯系到瞭一起，影響深遠。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的報章與教材中，有許多類似的敘述與介紹，此處茲不贅述。
但是，由於中亞地緣與歷史的復雜性，即便到瞭對中亞范圍認知較為固定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知識界對於中亞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例如，1940年的《譯刊》曾經刊發《伊拉克：中亞的樞紐》一文，認為“攤開地圖一看，伊拉克雄當波斯灣的首沖，顯然地控制瞭中亞”。文中就將波斯灣地區及周邊地區看成是中亞，而這一區域在當今顯然是西亞地區，與如今的中亞相去甚遠。此外，在同年刊發的《蘇聯：中亞蘇聯》一文則將“中亞細亞”限定為蘇聯穆斯林及遊牧民族生活的區域，也即我們現在所稱的中亞五國區域，文中指出中亞細亞（CentralAsia）這一區域，人口約一千五百餘萬，大部分屬於突厥語民族，信奉伊斯蘭教，其中派別甚多，北部為遊牧民族，南部從事耕種。從19世紀中葉開始，沙俄即逐步將其吞並，在南部與阿富汗接壤，直抵當時的英屬印度西北邊境。在十月革命之後，當地由於民族關系復雜，紛亂不寧，直到1924年方才結束內亂局面，並提到瞭當時蘇聯在這一地區進行的以民族為單位的行政劃分。持有同樣觀點的還有1942年的《退到中亞細亞去》一文，該文認為“中亞細亞”這一區域位於亞洲中部，北接西伯利亞，西北與俄國歐洲部分接壤，西瀕裡海，南部與伊朗、阿富汗相鄰，東南部與中國新疆接壤，是一塊巨大的內陸地域，按政治區域來分，包括當時的哈薩克自治共和國、南部各加盟共和國及自治共和國，共398萬多平方公裡，占蘇聯全國面積的五分之一強，而人口僅有1540多萬，不到蘇聯人口的十分之一。
在同一年的《中央亞細亞》雜志創刊號中，有《中央亞細亞概觀》一文，作者在文中自況寫作目的：“當亞洲人自決潮流澎湃之今日，餘本諸亞洲人自力團結之精神，將中亞之概況介紹於國人，使國人瞭解此等地方而加註意，則筆者之願即已稱足”，他進而指出，所謂“中央亞細亞”的名稱，存在著廣義和狹義兩種，一般意義上所稱的“中亞細亞”或“中央亞細亞”專指以咸海、裡海為中心的亞洲中部凹地，這就是地理學意義上的狹義中亞范圍，其中僅包括位於北部的吉爾吉斯草原、中部的突厥斯坦地區以及南部的土蘭平原，以及中西部的咸海和裡海。而廣義上的中央亞細亞，則包括上面所稱的狹義中亞區域，以及中國的新疆、伊犁、青海、西藏、蒙古等地，可以以“中部亞細亞”來命名。該文並以（狹義上的）中亞細亞、新疆、伊犁、蒙古、西藏、青海分別加以介紹說明，並指出這片區域除瞭中部為咸湖、鹽堿地以及沙漠之外，其餘周邊地區，都是肥美的農牧地，其中的河川沿岸山麓地帶，則是其中最為豐饒的農牧地區。這一區域除瞭畜牧業之外，與高加索地區一起，同為蘇聯低緯度的溫暖地區，並成為棉花、小麥、毛皮等國防資源的重要產地。一般人將這一地區看成是苦寒之地的觀念，實際上並不確切。該文可以說較為明晰地界定瞭中亞的范圍，將中亞分為廣義與狹義，廣義上的中亞范圍與國際學界的“內亞”（InnerAsia）范圍類似，不僅包括如今的中亞五國區域，還包括當時中國的新疆、蒙古、西藏、青海等地，而狹義上的中亞范圍則專指蘇聯中亞地區。
值得註意的是，即便是在這一時期，有些研究者依然對“中亞”概念的指涉范圍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王寒生在其《中國與中亞細亞》一文中，就認為這一區域在古代是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大秦等國，如今則是阿富汗、伊朗、阿拉伯、地中海東岸克利特島及俄屬西突厥斯坦區域，而實際上這裡並不是亞洲的中部，亞洲的中部應該在中國。在這種情況下，中亞甚至就是一個錯誤的名稱。
從時間軸上來看，在清末民國時期，國人對於中亞的具體范圍有不同的看法，中亞這一稱謂本身也存在“中亞細亞”、“中央亞細亞”、“中部亞細亞”等不同的競爭性名稱，而“中亞”一詞在使用中逐漸勝出，成為至今廣泛采用的約定性用法，而從時間軸上看，國內對中亞所指涉范圍的認知存在著這樣一個大致的變遷過程：在清末時期，中亞主要指波斯、阿富汗地帶，有時甚至指稱以印度為主體、並受其影響的周邊區域。進入民國時期，知識界對俄屬中亞和後來蘇聯中亞地區的認知逐漸清晰，這一區域逐漸成為狹義上中亞的基本范疇，當然，即便是在這一時期，依然存在著其他對中亞范圍的不同看法。
概念共識：中亞認知的主體性基礎
當代是一個尋求共識的時代。作為一個至今在學術界尚未形成共同界定的區域，中亞在歷史和當代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其邊界的模糊性而被忽視，同時也使得我們對於這一區域的認識一直處在一種“黑洞化”的狀態中，也就是說，這一區域一方面像傳奇之地一樣始終吸引著我們的興趣和目光，另一方面則無情地吞噬著我們對於這一區域的美好想象，這是一塊希望與失望並存之地，也是一塊魅力與斥力並行之地。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對於中亞的認知始終在發生著變化，很難說存在著一個認識領域的全然不變的中亞形象，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對於“中亞”所指涉的具體內涵的認知也就很自然地會出現變動，而這種變動又進一步影響著近代中國知識界對於更大范圍內的周邊與外域的認知，並反過來影響著我們對於中國本身的認識。因此，我們必須時刻註意中亞認知中的動態性，這種動態性既蘊含著區域層面上的變動不居，同時也涉及當時生活在這片區域上的人群的運動流散。
此外，由於中國在歷史上與中亞一直存在著密切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並且長期以來在傳統知識體系中形成瞭某種范式性的“西域”認知，近代隨著西方知識體系的強勢滲入而出現瞭認知領域的近代轉型，對中亞概念及范疇的認知也隨之出現新的變化，而這種新變化又進一步影響著現當代中國對於中亞的整體認知。因此，在重新面對中亞與中亞問題的時候，我們還必須註意到中亞認知中的語境問題，尤其是中亞認知中的中國歷史關聯性問題，這是中國的中亞研究與歐洲中亞研究、美國中亞研究、日本中亞研究等不同的地方。
隨著歷史的演進，近代地緣政治中日漸崛起的民族國傢結構及其邊疆-邊界的明晰化，使得近代中國知識界在看待和認識“中亞”的時候，一方面往往將其與傳統的“西域”認知聯系起來，而在另一方面則往往較之“西域”有更明確的外域或外國的認知，從而形成更具有邊界性的、中國之外的“中亞”概念和范圍認知，這種認識隨著對蘇俄/蘇聯中亞政治與經濟形勢的介紹而日漸清晰，最終又發過來使形成瞭對於中國西部地區界限的更為清晰的認識，形塑瞭當時和如今中國西部邊疆及其社會、群體的邊界與樣態，影響瞭我們對自身內部邊疆及其社會運作的認知與理解，進而更為清晰地界定瞭對於自身國傢——中國西部范圍及其西部邊疆社會的認知。可以說，從歷史角度而言，近代中國知識界對於“中亞”概念范疇的認知變遷擺脫瞭傳統的西域視野，開始納入地緣政治的視角，成為接續後來國際關系研究路徑下的中亞主流認知的概念基礎。
梳理近代中國知識界對於“中亞”概念范疇的認知流變過程，是一個確立概念共識的過程，理解瞭“中亞在哪裡”的問題，瞭解近代中國人的中亞視野，將使我們對於中亞在歐亞乃至整個世界格局中有更具全局性的把握。這不僅是中國當代確立周邊與外部認知的需要，也是我們每個人在認識和面對這一區域時必然經歷的過程，同時，這種認知也將反過來啟發我們對於中國相關議題本身的思考與認知。認識中亞，也是在認識中國。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7年2月刊，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原標題：“一帶一路”的關鍵節點——“中亞”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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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如今已成為“一帶一路”的關鍵節點，也正在成為中國當代對外知識視野和知識需求所日益關註的重要區域。在這種背景下，當我們似乎將“中亞”當成一個約定俗成的詞匯加以討論的時候，我們或許應該再問一問：中亞這一區域究竟是什麼？它又在哪裡？近代中國人又是怎樣認識這一區域的？可以說，瞭解這些，將是我們得以全面地認識和理解中亞、中國與歐亞整體結構關系的重要前提與基礎，也有助於我們在古代中國的“西域”認知以及當代中國的中亞國際關系認知基礎之上，更好地理解中亞及其在世界的結構性位置。
中亞及其地緣位置
“中亞”（Central Asia）位於世界最大的連片陸地——歐亞大陸的中心位置，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經長期扮演過歐亞大陸東西方文明交往橋梁的重要角色，在近代又轉變為世界列強大博弈的舞臺。正如漢佈裡所指出的，中亞在人類歷史上起瞭兩種獨特的，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於中亞大部分地區的幹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通道（中亞多數大河都註入北冰洋）的緣故，中亞的主要作用是隔開瞭其周圍的中國、印度、伊朗、俄國等文明。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中亞的古代商路，也為中亞周邊的諸文明提供瞭一條細弱的，但又綿綿不絕的聯系渠道。正是依靠這些渠道，中亞周圍諸文明在各自得到一些貴重商品之外，還得到瞭一些關於對方的有限知識。如果不是中亞商路的話，它們就得不到這些，或者至少要困難得多。可以說，中亞的這兩種獨特性在某種程度上構成瞭我們對這一區域認知的基本前提與基礎。
從目前來看，中亞可能仍然是當今世界及其歷史當中相當關鍵，而又最被人所忽視的部分。之所以造成這種忽視，在著名的世界體系論學者貢德·弗蘭克看來，其主要原因在於，歷史絕大部分是由那些有自身目的，尤其是將其勝利合法化的勝利者所書寫的。而中亞在很長一段時期是一些勝利者的傢園，對於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他們要麼記述瞭一些歷史，要麼留下瞭一部分歷史遺跡。隨後，自15世紀以來，中亞民眾在兩方面幾乎都成為失敗者。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輸給瞭別人，而他們所在的中亞故土也不再是世界歷史的中心。此外，這些損失又迅速在彼此之間形成關聯，從而導致瞭這樣的結果：富有吸引力的世界歷史中心開始轉移到外圍、海洋和西方。隨著地理大發現和海上新航路的開辟，歐洲大國力量所控制的海路運輸愈發繁忙，曾給這一地區帶來數千年繁榮局面的駝隊貿易則日漸衰退。到瞭18世紀，中亞進入停滯階段，面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的多重衰退，最終隨著英俄大博弈塵埃落定，被納入俄國-蘇聯的政治版圖當中。
隨著1991年中亞五國的獨立和蘇聯解體，這一區域又開始以新的面貌進入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當中，並在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浪潮中努力尋找自己的新定位，最終形成瞭目前世界格局和地緣政治結構中的中亞現狀。
中亞是什麼？不是什麼？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地理區域總是充滿著某種宿命的色彩，卻往往又會在某些階段扮演轉變者的角色，成為觸動某些重要事件或者進程的關鍵因素。世界范圍內不同的區域分類，背後所體現的是特定時代的獨特認識觀與分類觀。如果說1937年出版的《房龍地理》（VanLoon's Geography）將整個世界劃分為亞洲、美洲、非洲、歐洲和澳大利亞五部分，所反映的是當時美國的地緣政治構想——既謀求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同時又試圖脫離由歐亞非三大陸所組成的“舊世界”體系的話，那麼，20世紀50年代以來自美國開始流行並延續至今的世界七大陸——亞洲、歐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南極洲的分類法，則既代表著二戰之後美國的世界霸權，同時也標志著久已有之的歐式/西式分類模式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在整個世界的進一步拓展。
中亞由於其本身所處的地理方位和歷史環境，在這種世界區域分類的結構之下，逐漸被推到瞭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長期以來，作為歐亞大陸東西段之間的交流通道，中亞由於缺乏自身穩定的政治結構與歷史傳承，往往作為周邊文明歷史的附屬區而存在，該區域自身在周邊諸文明力量之間的互動過程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被消減掉瞭，可以說，中亞一方面始終在吸引著歷史和現實的目光，但另一方面卻吞噬著我們對於這塊地區曾經的既有認識，唯一不變的就是這一區域內部秩序的不斷變動與外部界限的混沌不清。這成為公眾層面中亞認知的基本樣態。電動床
中亞是什麼？從歷史視角來看，中亞可以是中國古代王朝歷史視野下廣闊的西域地帶，可以是近代以前歐亞大陸東西方文明內部交流的中間區域，也可以是近代俄國與英國彼此競爭的內陸亞洲區域，同樣可以是20世紀大多數時間裡的俄國-蘇聯中亞區域，更可以是當代的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更為廣大的區域。從總體來看，它是一種經歷過幾個階段變遷的文化-生態共生區域，是一種與周邊文明與國傢力量具有特定關聯的區域，也是一塊我們在思考自身社會與文明發展過程中無法全然回避的區域。比如說，當我們在思考歷史上的北方民族遷徙問題以及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力量之間的南北互動問題的時候，就必須意識到中亞在這些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外部因素。尤其是在我們思考匈奴與漢朝、突厥與唐朝、準噶爾汗國與清朝的政治軍事博弈方面，我們就無法僅僅在中原的視角和范圍內去思考前面幾者之間的互動問題，而必須將觀察的視角前推到更遠的中亞區域，才能更好地理解這幾組政權結構間的關系邏輯問題。例如，要更好地理解準噶爾汗國在與清朝對峙過程中的相關政治軍事決策問題，就必須探究其與當時俄國以及中亞諸汗國的交往過程，否則就無法從整體上理解整個關系結構問題。
中亞不是什麼？從嚴格意義上說，中亞不是一個地緣政治學意義上的單獨單元，它無法確立起自身的整體性話語與認同，而必須附屬於歐亞大陸周邊的某一力量單元方能展現自身的能量。中亞也不是一個穩定的政治-經濟共同體，它自身在經濟和生態上的脆弱性使其無法在長時間內形成一致性的力量。例如，在中亞的漫長歷史上，我們還找不到一個真正囊括這一區域的並以本地區為政治中心的長期統一的政治共同體，即便是在著名的蒙古世界帝國時代，中亞也並沒有成為蒙古帝國的中心，而隻是整個帝國的一個部分。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英-俄爭奪中亞的時代，中亞在英國殖民政策的定位上也處於某種邊緣位置，其地位無法與當時作為英國南亞戰略支點的英屬印度相比。
當然，隨著歷史的推進，近代的世界政治及其地緣政治變遷為中亞賦予瞭新的角色。正如英國地理學傢麥金德在上世紀初曾指出，歐亞大陸內部區域，因其身處內陸以及海上力量無法滲透之故，將成為世界政治的樞紐地帶。但在他的眼裡，中亞隻有在附屬於俄國（以及之後的蘇聯）的基礎上才能發揮力量。而在蘇聯走向瓦解之後，中亞又面臨著新的抉擇。而在將近一百年之後，美國地緣政治學大師佈熱津斯基在他著名的《大棋局》一書中更是將這塊地區看成是“歐亞大陸的巴爾幹”的一部分，在他看來，這一區域將控制一個必將出現的旨在更直接地連接歐亞大陸東西最富裕最勤勞的兩端的運輸網，而作為一個潛在的經濟目標，其在自然資源等方面的重要性更是無法估量。而建立和加強中亞地區的周邊戰略平衡，也就成為美國在實施歐亞大陸的任何綜合性地緣戰略的一個主要目標。
近代中國人筆下的“中亞”：范疇及其變化
正如中國的對外認知視野發生過巨大變化一樣，中國對於“中亞”及其指涉地區的認識也經歷著復雜的變遷過程，從而在對於“中亞”概念認知方面形成自身的特殊性，即以古代中國在“西域”認知層面的長期傳統以及二戰之後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之後對於“中亞”認知中占據主導的國際關系研究路徑，這兩者在某種程度上構成瞭中國“中亞”認知的兩種連續性；而在這兩者之間，則存在著一種斷裂：即傳統“西域”認知與二戰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之後“中亞”論述之間的斷裂，這涉及傳統的“西域”認知是如何轉變為“中亞”認知的？同時也關系到在這種轉變過程中所凸顯的民族國傢及國傢邊界的日漸明晰化問題，即從一個主要包括中國西部地區在內的“西域”概念向一個基本上將中國西部地區排除在外的“中亞”具體概念的演變及語用問題。
值得註意的是，與同一時期或在稍後時期出現的亞洲其他主要區域概念如“東亞”、“東北亞”、“南亞”、“東南亞”相比，“中亞”概念在中國語境中的出現與使用方面有著更大的波動性與模糊性，這一概念在中國的生成與運用在很長時間內都存在著一定的爭議，至今尚未完全明晰。因此，回到近代中國的語境，觀察當時中國人對於“中亞”范疇的認知圖景，就成為一件相當必要的事情。
19世紀中葉，隨著近代殖民力量的侵入，西方列強既用槍炮與商品改變瞭中國內部的政治與經濟秩序，同時也帶來瞭系統性的西式知識體系，這種知識體系在知識和思想的層面上挑戰著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並形成壓倒性的優勢。在這過程中，中國傳統的對外認知視野和世界秩序逐漸瓦解，新的對外知識視野和區域觀念在曲折變幻中逐漸形成，其中就包含瞭中國對於中亞的認知，尤其是對其概念范疇的新認同。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西域”認知正逐漸被更為清晰化的“中國西北邊疆地區”和“中亞”認知所取代，這也是古代中國相對模糊的對外視野向近代民族國傢結構逐漸成型之後以政治邊界劃分為基礎的認識框架轉變的過程。
當然，這種近代認知轉變的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瞭一個相對緩慢的演變過程。總體而言，在清末，報章和文人筆端所出現的“中亞”，更多地指涉波斯、阿富汗地帶，有時甚至是指以印度為主體、並受其影響的周邊區域。當時，隨著英俄“大博弈”的展開，雙方的勢力范圍逐漸明晰，因此在中國國內也開始有所報道，並在部分報刊文章裡面形成對於近代意義上的“中亞”的初步認知。中國人開始逐步超越傳統“西域”式的對外認知模式，轉而面對更具現實性的中亞政治地緣狀況。
在清末洋務運動的大背景下，早在1879年，位於上海的《萬國公報》就刊發瞭關於俄國在中亞經營並進行地理勘察和地圖繪制的報道，分別題為《各國近事：大俄：論中亞西亞之權力今非昔比》和《各國近事：大俄：查勘中亞細亞輿圖》。在1898年，《時務報》第62期編譯《俄國經營中亞細亞情形》一文，文中稱：“俄國蠶食中部亞細亞，欲以拊英屬印度之背，孜孜匪懈，思遂其雄志，其奏效之績，頗可觀焉。唯中部亞細亞之地，僻處亞洲之中央，故其事不易入人耳目，於是俄國南下之勢，雖駸駸不已，世人知其情形者卻少。”1899年，《知新報》刊載英俄兩國派員勘探中亞地理的情況，題為《亞洲近事：英俄派員測探中亞洲地勢》，其中以“中亞洲”指代這一區域。
1905年，清廷廢科舉，這標志著傳統的知識觀開始在官方層面被廢棄。在次年也就是190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中學教科書·瀛寰全志》中，中亞被放在第二編“亞西亞”之第五部分“亞洲俄羅斯屬地”中加以說明：“亞西亞之西北大地，計七千二百六十萬平方裡，較歐洲為一倍半，近百年來盡入俄羅斯版圖。其國之大，一時無匹，今日歲地廣人稀，將來地利盡辟，人口日多，未可限量也。分三大段，在北者，曰西比利亞；在西北者，曰高嘎西亞，或曰卓支亞；在亞洲中央者，曰西域，或曰中亞西亞。”這段敘述很有意思，後來的“亞細亞”在當時還寫成“亞西亞”，並將俄國所控制的亞洲部分分為三部分，其中的北部就是我們如今所說的西伯利亞，西北地區則是高加索地區或格魯吉亞地域，而位於亞洲中心部位的，則稱為西域，也被稱為中亞。可見，在那個時候，中亞這一區域與我們傳統歷史中所說的“西域”還在混用，並沒有嚴格區分。
1907年，張嘉森所撰《外國之部：外國半年記事：中亞細亞之政況》一文，在題目“中亞細亞之政況”下列舉瞭阿富汗、波斯的相關情況，並指出隨著日俄戰爭俄國的慘敗，俄國在中亞被迫退讓，轉而同意與英國一起協同治理波斯，以防止德國勢力趁虛而入。同樣是在這一年，《外交報》刊載《論阿富汗之關系於中亞細亞問題》一文，認為“阿富汗者，當亞細亞大陸北部及印度之要沖，自古由大陸一面，以進印度者 然自進取之俄國言之，不甚重視阿國，猶可言也，而自防禦之英國言之，則阿於防禦印度之關系，要不能輕視耳。”次年刊發的《論英俄之於中亞細亞》一文則進一步指出，所謂的中亞地區在地理范圍上非常廣，以印度為主，而與之相接壤的或者與其安全息息相關的國傢，以及將來在政治上受印度很大影響的區域，都屬於中亞地區。而在跟印度毗鄰的國傢中，首當其沖的則是奧斯曼帝國的亞洲部分（文中稱為“亞細亞土耳其”），其次則是波斯，再者則是阿富汗。中亞與中國西部領土息息相關，因此對於英俄所爭奪的中亞地區，我們不可輕視。在這一敘述中，中亞的名稱還有多種稱呼，尚不統一，而其范圍主要指以印度為主體、並受其影響的周邊區域。
隨著國內知識界對外視野的擴大，尤其是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後，隨著傳統王朝認同的消解以及民族國傢知識范式的逐步確立，中國國內對於中亞范圍的認知開始從根本上超脫原先的王朝認知，進一步清晰起來，開始形成關於俄屬中亞的一般性共識。
在1911年佩玉所撰《俄國中亞經營策》一文中，作者指出：“俄領中亞細亞之地域，北接西比利亞及歐俄，東連蒙古、新疆，南亙阿富汗及波斯，西鄰戛斯卞海，廣袤約當德國之七倍。至於人口，不過八百萬 俄國獲得中亞細亞之領域，悉為戰爭之結果，系最近八十年間之事。”到瞭1912年，在孫毓修、朱元善所編，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外國地理講義》中，在第二章“亞洲俄羅斯”部分，敘述瞭中亞（中亞細亞）的情況：“中亞細亞，亦稱土耳其斯坦，介於西伯利亞、波斯高原之間，東鄰中國，西濱裡海，面積凡一千二百餘萬方裡”。在這個敘述中，就已經把傳統的西域與中亞區分瞭開來，而專門指稱俄國中亞區域，這種敘述影響將中亞與俄國控制區域內在地聯系到瞭一起，影響深遠。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的報章與教材中，有許多類似的敘述與介紹，此處茲不贅述。
但是，由於中亞地緣與歷史的復雜性，即便到瞭對中亞范圍認知較為固定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知識界對於中亞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例如，1940年的《譯刊》曾經刊發《伊拉克：中亞的樞紐》一文，認為“攤開地圖一看，伊拉克雄當波斯灣的首沖，顯然地控制瞭中亞”。文中就將波斯灣地區及周邊地區看成是中亞，而這一區域在當今顯然是西亞地區，與如今的中亞相去甚遠。此外，在同年刊發的《蘇聯：中亞蘇聯》一文則將“中亞細亞”限定為蘇聯穆斯林及遊牧民族生活的區域，也即我們現在所稱的中亞五國區域，文中指出中亞細亞（CentralAsia）這一區域，人口約一千五百餘萬，大部分屬於突厥語民族，信奉伊斯蘭教，其中派別甚多，北部為遊牧民族，南部從事耕種。從19世紀中葉開始，沙俄即逐步將其吞並，在南部與阿富汗接壤，直抵當時的英屬印度西北邊境。在十月革命之後，當地由於民族關系復雜，紛亂不寧，直到1924年方才結束內亂局面，並提到瞭當時蘇聯在這一地區進行的以民族為單位的行政劃分。持有同樣觀點的還有1942年的《退到中亞細亞去》一文，該文認為“中亞細亞”這一區域位於亞洲中部，北接西伯利亞，西北與俄國歐洲部分接壤，西瀕裡海，南部與伊朗、阿富汗相鄰，東南部與中國新疆接壤，是一塊巨大的內陸地域，按政治區域來分，包括當時的哈薩克自治共和國、南部各加盟共和國及自治共和國，共398萬多平方公裡，占蘇聯全國面積的五分之一強，而人口僅有1540多萬，不到蘇聯人口的十分之一。
在同一年的《中央亞細亞》雜志創刊號中，有《中央亞細亞概觀》一文，作者在文中自況寫作目的：“當亞洲人自決潮流澎湃之今日，餘本諸亞洲人自力團結之精神，將中亞之概況介紹於國人，使國人瞭解此等地方而加註意，則筆者之願即已稱足”，他進而指出，所謂“中央亞細亞”的名稱，存在著廣義和狹義兩種，一般意義上所稱的“中亞細亞”或“中央亞細亞”專指以咸海、裡海為中心的亞洲中部凹地，這就是地理學意義上的狹義中亞范圍，其中僅包括位於北部的吉爾吉斯草原、中部的突厥斯坦地區以及南部的土蘭平原，以及中西部的咸海和裡海。而廣義上的中央亞細亞，則包括上面所稱的狹義中亞區域，以及中國的新疆、伊犁、青海、西藏、蒙古等地，可以以“中部亞細亞”來命名。該文並以（狹義上的）中亞細亞、新疆、伊犁、蒙古、西藏、青海分別加以介紹說明，並指出這片區域除瞭中部為咸湖、鹽堿地以及沙漠之外，其餘周邊地區，都是肥美的農牧地，其中的河川沿岸山麓地帶，則是其中最為豐饒的農牧地區。這一區域除瞭畜牧業之外，與高加索地區一起，同為蘇聯低緯度的溫暖地區，並成為棉花、小麥、毛皮等國防資源的重要產地。一般人將這一地區看成是苦寒之地的觀念，實際上並不確切。該文可以說較為明晰地界定瞭中亞的范圍，將中亞分為廣義與狹義，廣義上的中亞范圍與國際學界的“內亞”（InnerAsia）范圍類似，不僅包括如今的中亞五國區域，還包括當時中國的新疆、蒙古、西藏、青海等地，而狹義上的中亞范圍則專指蘇聯中亞地區。
值得註意的是，即便是在這一時期，有些研究者依然對“中亞”概念的指涉范圍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王寒生在其《中國與中亞細亞》一文中，就認為這一區域在古代是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大秦等國，如今則是阿富汗、伊朗、阿拉伯、地中海東岸克利特島及俄屬西突厥斯坦區域，而實際上這裡並不是亞洲的中部，亞洲的中部應該在中國。在這種情況下，中亞甚至就是一個錯誤的名稱。
從時間軸上來看，在清末民國時期，國人對於中亞的具體范圍有不同的看法，中亞這一稱謂本身也存在“中亞細亞”、“中央亞細亞”、“中部亞細亞”等不同的競爭性名稱，而“中亞”一詞在使用中逐漸勝出，成為至今廣泛采用的約定性用法，而從時間軸上看，國內對中亞所指涉范圍的認知存在著這樣一個大致的變遷過程：在清末時期，中亞主要指波斯、阿富汗地帶，有時甚至指稱以印度為主體、並受其影響的周邊區域。進入民國時期，知識界對俄屬中亞和後來蘇聯中亞地區的認知逐漸清晰，這一區域逐漸成為狹義上中亞的基本范疇，當然，即便是在這一時期，依然存在著其他對中亞范圍的不同看法。
概念共識：中亞認知的主體性基礎
當代是一個尋求共識的時代。作為一個至今在學術界尚未形成共同界定的區域，中亞在歷史和當代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其邊界的模糊性而被忽視，同時也使得我們對於這一區域的認識一直處在一種“黑洞化”的狀態中，也就是說，這一區域一方面像傳奇之地一樣始終吸引著我們的興趣和目光，另一方面則無情地吞噬著我們對於這一區域的美好想象，這是一塊希望與失望並存之地，也是一塊魅力與斥力並行之地。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對於中亞的認知始終在發生著變化，很難說存在著一個認識領域的全然不變的中亞形象，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對於“中亞”所指涉的具體內涵的認知也就很自然地會出現變動，而這種變動又進一步影響著近代中國知識界對於更大范圍內的周邊與外域的認知，並反過來影響著我們對於中國本身的認識。因此，我們必須時刻註意中亞認知中的動態性，這種動態性既蘊含著區域層面上的變動不居，同時也涉及當時生活在這片區域上的人群的運動流散。
此外，由於中國在歷史上與中亞一直存在著密切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並且長期以來在傳統知識體系中形成瞭某種范式性的“西域”認知，近代隨著西方知識體系的強勢滲入而出現瞭認知領域的近代轉型，對中亞概念及范疇的認知也隨之出現新的變化，而這種新變化又進一步影響著現當代中國對於中亞的整體認知。因此，在重新面對中亞與中亞問題的時候，我們還必須註意到中亞認知中的語境問題，尤其是中亞認知中的中國歷史關聯性問題，這是中國的中亞研究與歐洲中亞研究、美國中亞研究、日本中亞研究等不同的地方。
隨著歷史的演進，近代地緣政治中日漸崛起的民族國傢結構及其邊疆-邊界的明晰化，使得近代中國知識界在看待和認識“中亞”的時候，一方面往往將其與傳統的“西域”認知聯系起來，而在另一方面則往往較之“西域”有更明確的外域或外國的認知，從而形成更具有邊界性的、中國之外的“中亞”概念和范圍認知，這種認識隨著對蘇俄/蘇聯中亞政治與經濟形勢的介紹而日漸清晰，最終又發過來使形成瞭對於中國西部地區界限的更為清晰的認識，形塑瞭當時和如今中國西部邊疆及其社會、群體的邊界與樣態，影響瞭我們對自身內部邊疆及其社會運作的認知與理解，進而更為清晰地界定瞭對於自身國傢——中國西部范圍及其西部邊疆社會的認知。可以說，從歷史角度而言，近代中國知識界對於“中亞”概念范疇的認知變遷擺脫瞭傳統的西域視野，開始納入地緣政治的視角，成為接續後來國際關系研究路徑下的中亞主流認知的概念基礎。
梳理近代中國知識界對於“中亞”概念范疇的認知流變過程，是一個確立概念共識的過程，理解瞭“中亞在哪裡”的問題，瞭解近代中國人的中亞視野，將使我們對於中亞在歐亞乃至整個世界格局中有更具全局性的把握。這不僅是中國當代確立周邊與外部認知的需要，也是我們每個人在認識和面對這一區域時必然經歷的過程，同時，這種認知也將反過來啟發我們對於中國相關議題本身的思考與認知。認識中亞，也是在認識中國。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7年2月刊，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原標題：“一帶一路”的關鍵節點——“中亞”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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